这种对立分裂尤其体现在知识创造环节和公共治理体系。
同样，庶子也不得代替宗子守制三年，也是表明自己并不是继承祖先的主体和正脉，由此而向人们表明并澄清宗亲的本末之间、源流之间的复杂关系。《春秋》记，襄公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7]897。
一种情况是立同辈，优先考虑自己的同母或异母兄弟。《大雅·板》曰大邦维屏，大宗维翰，分封诸侯就是为了让他们充当天子宗主的屏障，大宗则是王室的主干，这个地位不能变，也不可撼动。嫡、庶不分，商出现九世之乱，但争立之事，则有待文献确证。人定不如天定，因为人定容易产生争议，而天定则谁都得服从，中国人始终是相信天、崇拜天的，凡事不以天道名之则不顺。何休《解诂》曰：父死子继曰生，兄死弟继曰及。
父死子继者，7帝：小甲、中丁、祖辛、武丁、祖庚、廪辛、武乙。在王国维看来，商人继统之法，不合尊尊之义，其祭法又无远迩尊卑之分，则于亲亲、尊尊二义，皆无当也[4]468。不过，在上述整理本中，笔者却十分喜欢亦十分看好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重排本（亦十分赞同其版式。
现在有些传统文化出版物虽然意在普及，亦有其一定之功用，然而倘若从经学的高度来衡量，则不可以此定通行本，即不可为通行与普及而降格，为低层次的通行与普及而而降低经学品格和学术水准。一、旧经学传受的三个层面关于旧经学（乃至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传受的状况，当然亦涉及典籍版本的问题，更为关键和重要的问题却是：当代中国是以什么方式、从什么层次水平来传受旧经学（乃至传统文化）的。与此目的相适应，则好的旧经学本子应当符合如下标准：深切、详明、雅畅，亦即深入-经义、切实-存真、详瞻-丰厚、明晰（兼简明）-逻辑、文雅（或文言）-美感（熏陶）、畅达-易读，以为旧经学的传受贡献出较为经典的通行版本。二、旧经学通行本的两种思路：经学旧疏与经学新疏严格地说，上述旧经学的其他两个层次也非常重要，但针对旧经学在当代传受的现状，作为问题意识，则本文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复兴而言，尤其要重视经义之学层面的研究、显明、批判、扬弃而后传受。
不过，在这些注释本子之中，笔者亦颇为欣赏刘尚慈的《春秋公羊传译注》的著述体式，此书在学术本身甚为扎实，而既稍有字词分析，又注重史事之分疏，尤其注意经义之阐发，由此注重了经学或经义之学的本质。在版式体例上，亦当有创新，而为新时代传统文化之通行和普及做出新的贡献。
而重在经义存真而兼顾经义训诂且便于阅读的好的本子其实并不多。这些版本大都是影印版，底本亦较为权威（闽刻本除外），是比较精良的本子。在撰著者之资格条件方面，心志、学问、才力（包括文才），三者缺一不可。经学就其本质而言就是经义之学或道义之学。
不过，许多出版社亦在进行改进，比如中华书局的《谷梁古义疏》便于此有所尝试创新，而在经原本与注疏文字之间，在字号、墨色上皆有显著区分，但在经原文和注疏文字之间，仍未分别独立分段，经原文每被打断，读之乃有上气不接下气之感。行文至此，笔者将再次强调旧经学注疏通行本的意义。当然，就旧经学本身而言，则包括更多方面和层面的内容，举凡道学、哲学、伦理、典章制度、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礼仪、名物、文学乃至科技等，无不蕴含包纳之，而为通人之学。（3）专家之学（专书，或大致相当于所谓的考据之学或考论分析研究之论著）：偏重学术研究层面。
这种著述属于专家之学，极有价值，亦极为必要，而成为经学不断发展之源头活水，学术价值非常高。不过，毋庸讳言的事实是，在现今之时代，确实缺乏经学通儒或经学大师，故这样的任务，亦是任重道远。
其实，所谓的旧经学新注疏之通行本云云，其实标准和要求都不低，只是相对于专书之繁琐考证、佶屈聱牙、晦涩不文等特点而言罢了。但有人认为《诗经》作为国民读物其实只有语言文学的价值而已，所谓《诗经》的诗教价值不过是经书传承过程中后儒附会添加的意义而已，颇为牵强，且多不合现代精神和现代价值者，故不必讲。
此为经学本来面目，今世之所谓经学研究，乃至所谓读经或经学传受，其实就应落实在这一层面，而不是寻章摘句、记诵文辞的层面。此外，亦可借鉴古代敕修之遗意而采取国家介入的方式，比如，由国家领导人亲自挂名督修，既可起支持督责之作用，亦可收倡导社会文化事业和风气、提倡传统文化之功效，上行下效，而促成此一时代之文化盛事，成为真正经得起学术考验的新时代经典版本，或新时代之传统经学之通行本。因笔者另有文章谈及对照经学和新经学，故在本文亦以旧经学来称呼传统经学。质言之，对于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的经学，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学层面，而必须入于经义之学的层面方可，此为传统文化之基本内核所在，不然空得浮文辞章，乃至思维笼统混乱、思想肤浅割裂之弊病，而不见士志于道（古之仁道、中道、天道与近世以来之救国救民、强国富民、人民主权等之新道）之志气风神、仁德节义之修养品格、政教典章之循道法筹措处事能力，如此则似无须阅读古典而径读今学可也。经原文与注疏文字，在字体、字号、墨色、段落等方面，皆当有所区分，字号亦应加大，排版应更疏朗一些，墨色亦当深一点，以便于阅读。力则愿力、意志力也，无其大愿力、大意志力，自然难以矢志不移而终生精研谭思、倾力为之。
又尤当择其有深厚学养之人选。其实，当代亦有许多旧经学和传统文化典籍的现代整理版本，有些亦十分扎实，甚至主要落实在经义之学上，而不是一般地处理成文辞之学或文史之学，但在达成上述六个标准方面，仍有一定差距，故难以成为新时代旧经学的通行的注疏本子，这也间接对优良的本子的整理提出了急迫的要求（笔者个人认为前述刘尚慈之《春秋公羊传译注》之版本体式皆甚好，或可作资鉴）。
质言之，《诗经》讲究风教美刺，其中，正风正雅（风雅之正经）是论功颂德，变风变雅是刺过讥失，而《诗经》之美刺与《春秋》之褒贬讥刺，其命意一也。（《毛诗注疏·诗谱序》）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
故对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经义之学的通行普及来说，当下最重要的事情便是传统经义之学及其通行本的整理撰述。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此点不可不察。
儒家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诸子百家之思想，而成为中华文化之主流，经学则为儒家思想之渊薮，而十三经又为经学之核心。 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日益强调传统文化复兴和中国文化主体性，由此促成了对于传统思想文化典籍的出版、阅读和研究的热潮。这两种《十三经注疏》的单行重排本试图对经典旧经学版本进行重新校勘，打造新时代的经典通行版本，体现了某种文化责任感、担当意识等良好之心志意图，获得了学界和社会各界的相当肯定，这从读者对两者的追捧购买便可见一斑（北大版因出版较早而早已售罄，而上古版每出一本，笔者即购买之），由此亦可见，学术界和社会上对好的旧经学通行本的需求量其实是非常高的。反而如果去看古代的线装书，开本更大，字体更大，排版更为疏朗，清晰宛然，经与注疏等皆有清晰区分，故读来赏心悦目，又不大伤目力，所以往往能手不释卷、怡然品读终卷。
然而，虽曰经学入门之始基，却并不系统深入，尤其是不得旧经学之精髓核心（经义典章等），只是停留在字词解释和辞章层面，故由此所得者少而浅。从古典经学传授、普及或文化（有文而化，道文化及）的角度来看，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超过它的更好的本子，而为其中之翘楚。
清代学者虽然在经学研究上做出了极大的成绩，其经学研究著作亦有极高学术价值，然终究多为专家之学，偏重于研究和考据，在经义疏通畅达和便于通行而作为通行版本方面，未必是其撰述重心，故仍然有其局限，未必能膺此重任。吾为此文，而为之呼吁也。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显然，《十三经注疏》承载了传统经学、儒家文化乃至传统中华文化和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内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就前者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十年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包括旧经学在内的传统文化典籍的整理出版极为活跃，整理出版了包括儒家十三经在内的大量传统文化典籍，形式多样，版本丰富，读者选择面大，为旧经学和传统文化的研究、创造性转化及其优秀成分的传承、普及和复兴做了许多扎实有效的基础性的工作。此外，还可以采取鼓励学者自由著述的方式来进行，由中国有心志愿力的最优秀之学者自告奋勇、各自膺任撰述之，而后经由时间的检验，大浪淘沙，逐渐形成新时代的经学通行本——这亦是一种重要之进路。故先不妨整理《十三经注疏》的通行本子，等将来时机成熟，再尝试旧经学之新注疏版本的整理撰述，并将清人的研究成果纳入进来。值得注意的是，在注疏文体上，最好仍用文言文方式来进行注疏，质言之，以文辞之学传经义之学，方不失传统经学之神韵神髓。
然而这类著述版本重在以科学的方法进行严肃之学术研究和学术发现（或有汉学、朴学之遗风），不重在经义之阐述普及，亦不易读，即难为普通学士国民所阅读，故难以承担起作为传统经学通行本的任务。本着这一偏颇之理解，有些译注版本便将《诗经》处理成纯文学作品即上述所谓文辞之学，对其诗教精神不过偶以三言两语蜻蜓点水提几句，或者根本不谈。
这样一种著述体式，或亦可作为旧经学旧注疏通行本、旧经学新注疏通行本乃至批判经学通行本之著述形式的良好资鉴。然而，虽曰当代所出的较好的版本，上述两者却仍有其某些不足之处。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关于旧经学的学术研究著作又多为专家之学，多繁琐之名物训诂与考据等，虽亦杂有经义方面的阐述，而在文风上往往盘庚诰古、佶屈聱牙，一般读者难以卒读。此虽不类于西方分科之学之逻辑体系，然此恰为中国经学之特色和特别价值所在，而可于少数若干本经典著作中得到丰富全面之熏陶教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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